在台湾,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

2019-06-14 18:16 在台湾,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已关闭评论

  
  1962年,台湾作家郑鸿生的祖父过世。台南市东郊的墓园里,祖父的石碑上刻着本籍地“荣阳”。十岁出面的郑鸿生不解。一来,曾祖父石碑上所刻本籍地为揭阳,何以曾祖父与祖父的本籍地竟不同?二来,“荣阳”在何处?我国有“荣阳”这个地方吗?
  多年后郑鸿生才知道,我国没有“荣阳”,只要河南“荥阳”。荥阳是郑姓起源地之一,郑鸿生的父亲及叔伯期望祖父死后回到郑氏发源地,故刻荥阳于石碑上。其曾祖父于广东揭阳出生。
  郑鸿生猜测这一错误的原因:“荥”与“荣”在闽南语中读音相同,父辈或许只知“荥”的读音,不知其正确写法;或许依稀记得字形,以为便是“荣”字。“荥”与“荣”,一个从水,一个从木。在郑鸿生看来,部首的不同代表着祖父、父亲两代人之间“难以补偿的母语才能的退化”。父辈中最年长的伯父出生于1913年,最年青的四叔出生于1930年,兄弟四人从小承受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无缘传统中文讲堂。兄弟四人皆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却不识本家起源地“荥阳”。
  6月8日,郑鸿生在北京外研书店宣布讲演,评论在台湾怎么失寻回丢失的母语论说才能。台湾学者瞿宛文等嘉宾参加对谈。
  郑鸿生展示“荣阳”和“荥阳”的写法
  “乙未代代”从小学起即承受日语教育
  1895年,甲午战争中方战胜,台湾岛及一切隶属岛屿被日本侵吞。
  此前,台湾人口主要为闽南人、客家人,及少数民族,从日常日子到读书看戏、论说论辩都运用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书写则运用文言文。每种方言都是一套完整的言语系统。
  日本侵吞台湾后,施行去我国化的方针,其间尤以教育改造为重。1898年,日本殖民者于台湾建立“公校园”,即现代小学,全面实施日语教育。在与日本现代化教育体制的竞赛中,教导孩提运用闽南语、客家话读书识字的传统中文书院败下阵来,逐步凋谢。
  郑鸿生将1895年(乙未年)后承受教育的台湾人称为“乙未代代”。从二十世纪初到1945年日本战胜退出台湾,“乙未代代”中有才能承受教育者,绝大部分进入日本殖民者建立的教育系统,用日语上课,不被答应运用母语。
  校园中虽有中文课程,讲解我国传统经典,但起初聘用台湾教师,后来改换日本教师,无助于母语学习。这些经典是“闽南语内含的传家宝”,但“乙未代代”连最浅显的《唐诗三百首》也很少触摸,也不像旧时学童那般从《幼学琼林》中学习中文所包括的前史与地理知识,更遑论以闽南语触摸这些经典。
  由此,“乙未代代”丢失了母语论说才能。郑鸿生还记得,中学年代于家中谈论时势,面对自己的发问,父亲默然“失语”。比较于自己能运用在讲堂上学到的“国语”及一些闽南语,还能引用从报纸上看来的成语修辞,父亲只能用日语论说。
  在这样的状况下,1945年台湾迎来克复。其时不少人开端评论言语学习的未来:学以北京官话为根底的“国语”,仍是英语?闽南语并不在这代人的选项之中,他们并未想过寻回闽南语,也“无知于丢掉了什么”。
  在此言语交替的关键时刻,言语学家魏建功、何容一批人从大陆赴台,于1946年筹建“国语推行委员会”,却发现康复台湾方言更为迫在眉睫,由于他们此前从大陆的经历认识到,方言是学习“国语”的重要媒介。此刻的台湾人已失去方言才能,方言也已失去应有的社会地位。
  但时局变动,“国语推行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回到大陆,仅何容留台,首要康复方言的构想在1949年后台湾当局的方案中已不见痕迹。
  郑鸿生
  “国语本来能够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台湾人言语论说才能的“复原期”。
  其时郑鸿生念小学,日常日子主要运用闽南语。校园里不少年青一辈的教师结业自克复后的师范校园,说一口规范的“国语”,“有些还规范到把‘音’‘英’分得特别清楚。”比规范的发音更重要的是,“国语”逐步成为用于公开讲演的言语。郑鸿生五年级时,有位来自外省的同学,竟能在讲台上用“国语”比手画脚讲故事,逗得咱们哈哈大笑。那是郑鸿生第一次发现同辈中有人能如此纯熟地运用“国语”,让他倍感惊喜。
  郑鸿生五年级时,台湾还规定学生、教师在校只能讲“国语”,不许用方言。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究竟,“比起整天在教室里边答复考试题的境况,这实在是好玩太多的游戏”。咱们努力用吞吞吐吐的“国语”相互笑话,抓住对方没用“国语”的小辫子,“闹成一团”。但这项规定并不实际,由于无法逐个处罚违规者,且只用“国语”是校长及不少教师也做不到的,因而“闹了几天之后就无疾而终”,又康复讲闽南语的日子。
  初中,状况又有变化。班上最喧闹的仍是台南声腔,但已不像小学那样是“清一色闽南语风味”。年青教师不只发音规范,还能深入讲解文学作品。郑鸿生初中有位“国文”教师,用规范“国语”教唐诗宋词、唐宋八咱们散文。讲起《滕王阁序》,吟到“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兴致勃勃,手舞足蹈;背诵《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把咱们这些小毛头带到一个出尘脱俗的境界”。
  郑鸿生记得的还有位“名字就很美丽”的男生,他叫江枫,“‘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江枫’”。教师安排江枫上讲台陈述国际时势,他竟用规范国语,像《三国演义》相同把国际时势讲得有板有眼。国语本来能够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
  年青教师、口才好的同学让郑鸿生感受到“国语”的魅力,也开端学惯用“国语”思辨、论说。但说“国语”仍是小众的事,他对台南本地同学讲起“国语”,遭来白眼:“嚯!郑鸿生竟然讲国语啊!”
  “国语”首要作为文学言语为战后新生代所把握
  高中,“国语”环境逐步翻开,说“国语”不再引人侧目,“国语”逐步成为同学之间通用的交流言语,内含在这套言语中的整个思维世界也逐步翻开。
  “国语”首要作为文学言语被战后新生代把握。除了课本上的文学作品,第一个走进视界的是让郑鸿生数十年难忘的漫画书。1960年代初,台湾出现大批本乡漫画家。大婶婆、魔鬼党、诸葛四郎……郑鸿生以“国语”在心中模拟这些漫画人物的对白。
  漫画之后,是各大报纸杂志上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琼瑶、卧龙生、古龙……这些小说以白话文写就,包括丰厚的传统诗词经典,无疑是对台湾青少年的文艺启蒙。“关于情窦初开的青少年而言,这些没有不吸引他们的。”
  这一时期,台湾文学也迎来顶峰。新一代的文学创作如漫山遍野般出现,大批台湾作家用“国语”写当地的人、事、物,乃至创始台湾乡土文学的门户。
  受此影响,热爱文学的中学生大多加入文校园刊,这些“做梦、会写诗、想宣布,写各自乱七八糟东西的文艺青年”聚会、写作、读书,并逐步从文学创作进一步深入到思维论辩与论说。
  这些文艺青年思维的成长还得益于1960年代台湾出书的荣景。当地新生出书社出书很多在地作品、外文译作,大陆迁台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出书社则发行很多旧书,内容一应俱全,从民国时期我国文学作品、思潮论战,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等经典外国文学作品。这样丰厚的读书经历、思维资源,是“乙未代代”不曾有过的。
  “国语”真实成为当时青年考虑的言语。吸吮着“我国现代化的奶水”,战后新生代“以毋庸置疑的我国人身份”辩论、锻炼思维,能够说找回了父母亲所失去的论说才能。
  1970年代,青年在论说上已了无妨碍,具有活动才能和论说才能的学生积极参加论辩,广泛评论现代与乡土等议题。台湾社会1970年代在思维论辩上的开展,将一切知识青年收罗进来,清楚地与“国语”这套论说言语绑在一同。
  到1980年代,战后新生代成为父母,面对子女时,将不再如郑鸿生的父亲一般堕入失语的窘境。
  《读书》杂志修改曾诚
  白话的一致或许与市场化有关
  从台湾经历动身,怎么理解二十世纪整个我国的言语经历?台湾经历应当被放置在什么方位?
  《读书》杂志修改曾诚想到自己的父亲,一个出生于1939年、结业后分配到北京作业的广东揭阳人。父亲的母语是潮汕话,不能自若运用普通话,在不会潮汕话的曾诚面前显得寡言。但父亲却能写极好的家信,文字是庄重老派的文言文风格。曾诚猜想,父亲阅览、考虑时,心中所用的当是潮汕方言。还有一次,他见到父亲用潮汕话为奶奶讲解日食、月食。他想,“父亲的潮汕话是能讲自然科学道理的!”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宛文有些羡慕台湾本地人能把握方言。瞿宛文父母是上海人,迁居台湾,因而她除了会“国语”,还会上海话。但这些上海话极端有限,并不能帮助她在今日的上海四通八达。而“国语”好像还不足以成为母语,所以她有时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母语的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袁天欣与郑鸿生有类似的小学言语经历。农村小学,教师用方言上课。1990年代末期,国家忽然规定一切教师必须用普通话上课,学生在讲堂上也不能用方言攀谈。但当她用普通话与同学说话时,同学却很震惊:“你要干嘛!”教师里也只要语文教师换用普通话。中学时期,大多同学在城市中长大,不会方言,方言竟给人“野蛮”的印象。而她下一代的侄子侄女,很多人既不会讲方言,也讲欠好普通话,讲一口“长沙塑料普通话”。这样的言语经历让袁天欣考虑:比起所谓民族主义,这个白话一致的进程或许与我国1990年代后期急剧市场化有着更深的联系。
  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张志强以为,言语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个祖国”。
  北京师范大学前史系副教授湛晓白提到“国语运动”的前史:不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创始的白话文学实践,仍是赵元任等言语学家创始的言语规范化运动,更多着重汉语作为一种公共言语怎么为现代人所用,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表达。这种现代性与欧洲的经历很不相同,欧洲的言语经历更重视政治含义上的国家认同,把言语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
  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看到郑鸿生叙说的言语经历背后的哲学含义:看上去好像是“咱们在说言语”,其实“言语也在说咱们”,即人被言语塑造。言语与咱们自身的联系是什么?咱们感受到的主体是真实的主体吗?仍是说咱们没有感受到的、言语发明出来的才是真实的主体?详细到台湾的前史场景,言语又是怎么构造主体的呢?她以为,郑鸿生用日常的叙说为解答这些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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